IMF今日发布了对中国经济一些问题的建议，其中在谈到地方政府债务时，利普顿表示，IMF在考察政府的财政情况，包括政府的收入和负债，总体来说负债的比例是非常温和、非常低的。但是这部分债务已经占到GDP的50%这一比例，而2012年这样的比例是在10%左右。这样一些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政府卖地来实现的，总体来说还处于可控、可管理的状态。
IMF建议中国政府还需要采取措施，逐步减少政府赤字规模，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有一个比较稳定、安全的债务水平。
以下是IMF新闻发布会要点：
【中国经济】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今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经济面临很多重大的挑战。尤其是社会融资总量规模增长过快，这使得我们去怀疑最近一些投资的质量，也担心这样会对偿还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对方政府和企业的还款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调低中国今年GDP增速至7.75%。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对于中国出口所产生的影响，中国出口最近有所减速，这也是受全球经济的拖累。中国需要从这种出口驱动型增长向国内需求驱动型的增长进行转化。
即使出现非常负面的国际性事件，中国依然有很多的政策空间和财政能力来加以应对，保持经济的稳定。但是这样一个安全缓冲正在遭到削弱，因此必须果断地加强改革的力度，增强抗风险能力，使得经济更加具有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如果中国经济快速降温，建议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使经济实现进一步再平衡。另外利率需进一步自由化，汇率方面也需要提高灵活度。与此同时，还需要审慎逐步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
【中国地方债】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占到GDP的50%，而2012年这一比例是10%左右。这样一些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政府卖地来实现的，总体来说还处于可控、可管理的状态。
【日本】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日本现在货币宽松政策，确实产生一些其他国家的问题，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日本政策带来日本大量的资本流出，或者说它的溢出效应。目前日本政策对中国经济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中国城镇化】IMF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城镇化是中国发展当中非常成功的一个战略，能够真正的刺激经济活动，提升生活水平，增加人民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地方政府的决策可能会影响到效率，所以一定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问责性和治理水平。
以下是IMF新闻发布会实录：
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发布会，今天的发布会是关于我们对中国进行的第四条款的讨论。
我姓马，是IMF通讯部的工作人员，今天出席会议的代表有David Lipton，是IMF的第一副总裁，还有Markus Rodlauer，是IMF的亚太区副主任，他也是我们这次赴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另外还有伊萨贝拉女士，她是亚太区助理主任，她也是负责包括中国在内四个主要经济体政策议出报告的领导人。接下来有请David Lipton先生上台做一个简要的致辞，我们会进行问答。
David Lipton：：非常感谢！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北京，我们也正在结束跟中国政府进行的2013年第四条款的讨论和磋商，这项工作是由Markus Rodlauer负责的，另外我们的政策议出报告也进入了收尾的环节，这部分工作是由伊萨贝拉负责的。这里要感谢东方的东道主，他们跟我们进行了对错，非常感谢他们的热情。再次我也很高兴跟马凯进行了磋商，还跟周小川部长、发改委的刘鹤副主任等人也进行了对话，也获得了很多信息。
关于这个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尽管全球经济疲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中国经济依然可以保持7.75的年增率，尤其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出现一个温和的加速。因为最近的信贷扩张会产生效果，而且全球经济在今年下半年也会出现温和的回升状态。我们预计到年底的通胀会是3%左右，经常性账户赢余预计跟去年保持持平，占GDP2.5，从近期来看我们是比较看好中国前景的，但是中国经济面临很多重大的挑战，尤其是社会总融资方面的增速太大了，这是一个广义的信贷指标。这样一个迹象使得我们去怀疑最近一些投资的质量，也担心这样会对偿还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对方政府和企业的还款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当然在外部再平衡方面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增长过于依赖持续的投资扩张，其中大部分都是进入了房地产，还有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负债情况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同时贫富差距加大，还有环境污染等等问题也说明当前的增长模式必须要进行改变。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些困难和问题，新政府从3月就职以来就已经宣布要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来应对这些问题。
我们的对话中他们也提到了自己工作的议程，他们强调有意愿要推出一系列综合性改革的议程，使得中国的增长更加的平衡、更加有包容性、更加具有环保性和可持续性。
目前来说，即使出现非常负面的国际性的事件，中国依然有很多的政策空间和财政能力来加以应对，保持经济的稳定，但是这样一个安全缓冲正在遭到削弱，因此我们必须要果断的加强改革的力度，来增强抗风险能力，使得经济更加具有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我们跟政府的对话也显示出三大主要的改革挑战，第一个，如何在地方政府和与政府相关的经济部门加强治理，尤其是银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这几个领域都需要加强治理。第二点，要提高自由化的程度，减少政府的参与，让市场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点，要果断的采取措施，加快再平衡的进度，提高居民的收入，刺激居民收入。
经济的成功取决于上述目标是否能够成功的实现，例如进一步的实现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要想实现提高效率的目标，就离不开对金融部门的自律，提高整个部门的问责性，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这些改革可能还会产生副作用。
我们看一下主要的政策领域，我们的代表团也得到了中国政府一再的表态，应关注金融部门财政改革，并采取其他措施，加强价格信号，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市场的体系。当前的一个工作重点是有效的控制社会融资的快速增长，这要求我们要加强审慎性的监管，尤其是要让投资者在做投资决定的时候有更强的问责性，他们在做投资决定的时候必须要自己负责，而不是作出一些假设，认为这些投资肯定是保本的，而且收益是我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政策也许在短期之内会对经济起到一定的降温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可以使得经济转向更加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如果经济快速的降温低于我们预期的增幅，建议可以使用预算内的财政赢余来支撑经济的增长。主要的做法可以说来增加居民的收入、刺激居民消费，这样可以使经济实现进一步的再平衡。具体的措施，可以减少对社保账户的缴费，为消费提供补贴，或者是直接针对社保进行定向的支出。另外，利率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自由化，在汇率方面也需要提高灵活度，这有助于加快再平衡。与此同时，还需要审慎的逐步的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
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外部环境做了一个评估，结果跟去年是持平的，基本来说是跟一揽子货币相比，人民币还是处于微弱的被低估的状态。这一系列过程中财政改革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再平衡，提升治理，加强投资的效率，也包括地方政府债务，这部分债务已经占到GDP 50%的份额，而2012年这样的比例是在10%左右。这样一些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政府卖地来实现的，总体来说还处于可控、可管理的状态，尽管如此我们还需要采取措施，逐步的减少政府赤字的规模，从中期来看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我们有一个比较稳定、安全的债务水平。对税务体系也需要重新进行改革，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进行重新的调整，使得在收入和支出方面实现更大的平衡。
同时我们应该减少社保账户的缴费水平，通过其他的税收方式来充实社保账户，这样可以减少低收入人群的负担。我们需要其他的一系列结构性的改革，实现更加均衡、包容的发展，包括改革能源价格、土地价格和水资源的价格，这些政策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动议，同时要加强目前所谓的战略性的部门的竞争，从而能够促进增长，增加居民的收入。另外，国有企业应该提高分红的份额，从而能够加强他们的财政自律，同时也为政府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
这一系列的举措也意味着我们的改革日程是充满了挑战的，需要有更大的决心，也需要表现出更大的、更强有力的执政能力来执行。政府也反复强调，他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也意识到必须要进行更加关键的一轮改革，使得经济转型转向更加均衡、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这一系列的成功，不仅会让中国受益，也会让全世界都受益。这个本身也反映出了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了中国正在逐步的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
我就简要介绍这么多，接下来就可以进行问答了。
提问(华尔街日报)：：两个问题，首先，看来你们是调低了对今年、明年的增长预期，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一个调整？第二个问题，您估计政府的增速贷款占到了GDP的50%，而去年是10%，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你在这方面是如何去做的计算？
David Lipton：：在中国，大家都看到中国的增长非常快，目前来说中国的增速依然很快，我们预计中国的经济还会保持很大的活力，我们预计今年会有7.75%的增速，虽然调低了但是调低的幅度非常小，我们也考察了全球经济的增加情况，以及这样的一个全球经济增长对于中国出口所产生的需求，中国出口的增长过去很多年都有很快速的增长，但是最近有所减速，这也是受全球经济的拖累，所以这个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全球展望。
我们也在考察政府的财政情况，包括政府的收入和负债，总体来说负债的比例是非常温和、非常低的，但是我们和政府也都在看很多广义的指标，我们看了地方政府融资的指标，看了一下地方政府支出的指标，我们考察了中国所有的地区希望能够把这些数据也纳入到我们的磋商之中。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他们的融资，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加综合全面的了解。
我这儿想介绍一下我刚才在开幕致辞时候说到的地方政府的活动，毫无疑问，地方政府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经济所必须的社会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学校、校舍、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活动存在着问题，但是很自然的一点就是，现在整个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中，它会出现一些赤字或者出现一些融资，需要对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融资的支持，但是我们现在主要看的是比较宏观的一个局面，我们希望能够对于地方政府整个财政状况能够有更多的透明度、更多的审查。而且整个活动实际上也都是符合整个国家全局的利益的，这是我对于地方政府要说的。
提问(中国商务新闻周刊)：首先您刚刚说把中国GDP增长的预期调低了，同时您觉得中国还谈到了社会融资方面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中国将来的增长会不会进一步的减缓呢？比如说如果中国采用你的建议，会不会进一步减缓。第二，你谈到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资本账户的开放等等，想问一下，您在这次和中国政府的会谈之后，您有没有这样的信心，中国会把三方面或者四方面，包括银行利率的改革措施，中国会不会来做这四项措施？这四项改革措施是不是同时会进行？是否会取得成功？同时中国如果能够做到这点，比如账户到2015年的时候能不能实现整个资本账户的改革？
David Lipton：：最后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对于中国的增长我们的预测是非常强劲的，7.75%的增长，用任何标准来说都是很快的增长速度，我们其实觉得中国现在信贷的增长需要对它进行非常紧密的观察，同时现在对于贷款的来源和贷款的使用用途都需要对它予以关注，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些投资是有效的投资、是有用的投资。所以对于基金来说，我们觉得像财政政策和现在的货币政策，是符合现在整体环境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风险，比如信贷的进一步扩大和增长，有可能增长速度过快，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效率不是很高的或者使用用途不是很正当的这些投资，这些是存在这样的趋势的。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很对，现在中国在市场化、自由化方面确实有多项改革措施要做，第一个，它的利率、外汇、资本账户、能源价格、能源市场等等，我们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当中国进一步的开放和自由化的时候，中国同时也需要建立起来一个非常强大的管理或者治理的体系，这样自由化或者市场化才能够真正的带来整个经济的进步，而且能够保证是起到效果的。
对于管理这个治理的体系，实际上也是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如果我们再退一步来讲，在中国它的治理原来都是自上而下的，但是现在市场经济当中有很多的参与者，比如像银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等，所有这些参与者都需要对他们进行监管，同时当他们来获得贷款或者说来发出贷款的时候，他必须要对于他的决策、他贷款使用的有效性来负责，如果政府是有效的，你这个市场化或者自由化就能够带来一个更有效的、更好的资源配置。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两种改革，也就是治理的改革，包括市场的自由化的改革，两者能够并肩齐躯。
同时，我觉得改革次序方面实际顺序怎么确定确实比较复杂，我也相信中国政府改革的时候会从多方面考虑，我觉得中国的改革确实需要不断得多方面的推进，同时这个改革并不是说我们只采用一个改革、做一个措施，其他的也都顺其自然的变好，比如说在一个领域当中，他可能自由化也需要得到其他领域自由化的支持。
提问(金融时报)：：第一个问题，在今年第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融资增长了58%和去年相比，同时增长速度从原来大概7.9%下降到了7.7%，很多人很担心，说信贷的增长是不是用来偿还旧的贷款，但是如果看一下中国现在的不良贷款或者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大概是1%，你相信这个数字吗？你觉得银行汇报的这个不良资产率实际不良资产的数字是否真实和准确？第二个问题，日本最近推出了货币的宽松政策，使得日币在不断的贬值，现在中国政府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心，或者说比较担心像日本采取这个政策的影响性？同时你有没有看到日本这个政策对于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有没有产生很多的负面影响？
David Lipton：：在信贷增长方面，我觉得对于发贷方或者说信贷现在正在从传统的这种渠道向新的方向发展，当然比如说现在对于信贷也有更多的用处，另外同时还有很多在基础设施的支持，或者说很多其他方面的投资，比如说像你刚才建议的，比如说通过一些政府的或者说企业的融资方式，目前我们觉得在贷款方面没有出现什么新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担心，我刚刚前面也说过，信贷的增长有可能会对未来带出来问题，比如说他如果信贷投资的经济活动本身的效率并不是很高，他带来的经济回报并不是很高的话，这样的贷款就有问题。
对于日本你刚刚说到的问题，日本政府现在设定的一个非常广泛的改革目标，希望能够控制他们的通货紧缩的问题，实现日本经济的增长，同时日本政府的改革过程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日本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一直经历的是低增长还有通货紧缩的情况，但是确实像他们在早些年取得的一些经济方面的增长和成功，包括像日本现在货币政策采取的这种宽松的政策，确实产生了一些其他国家的问题，比如说特别是在亚洲国家，还有欧洲国家，同时有一些国家也会比较担心，觉得日本所产生的这种市场上的流动性，有可能会带来其他国家的一个流动性的增长，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确凿的证据。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还没有觉得日本政策带来日本大量的资本流出，或者说它的溢出效应，但是我们也非常了解有一些国家所提出的这种担心。
同时我们觉得，对于日本汇率的变化，最近大概是在政策开始之后有很大的波动，同时也对有一些国家产生了一些影响，特别是有一些国家，和日本在市场上进行竞争，他和日本在整个供应链当中进行竞争，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中国倒不是很大，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最近我们在中国也听到了一些担心，就是说日本政策产生的一些影响，但是很多可能是对于未来预测性的影响，就觉得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觉得目前日本的政策对于中国经济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提问(21世纪报)：：想问一下关于长期GDP的增长，中国现在已经决定来实现它的经济的再平衡，尽管GDP有所放缓，但是也有人会谈到，说这个数字应该是多少比较合适，同时像昨天我们也听到，有人说中国必须要保持在接下来的5到15年当中都要实现7%的增长，所以想问一下，您对于中国长期GDP增长的预测，比如说5到10年的GDP增长速度是多少，同时有没有一个中国必须要保持的基本的增长率？如果中国的增长率降到7%以后会怎么办？
David Lipton：：我觉得毫无疑问的一点，从中期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比它原来大概10年当中增长最快的时候肯定是要低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原因主要是由于原来由投资所驱动的增长现在正在进行转型，同时，有很多人原来是在经济活动当中的活动也会发生变化。将来这个增长率会是多少，我觉得还并不是很确定，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是中国实现一个健康的增长，包括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从原来这种出口驱动型的增长，向国内需求驱动型的增长来进行转化，同时增加家庭的收入，增加国内的消费，我们也觉得毫无疑问的中国将来会以一个非常健康的速度来继续维持它的增长。同时，中国的增长也将会是建立在一个更大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的，同时有更多的投资来支持一个平衡的经济增长，而且中国也将不断的实现继续的科技进步。
但是具体的说它长期的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这个数字我觉得很难说，但是对于基金来说，我们认为希望能够鼓励中国经济的再平衡，鼓励中国经济健康的增长，但是如果要实现增长的话，中国也必须要非常小心，不要过于追求增长的形势，因为增长如果过于形势其实是不可持续性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来保证它的增长能够鼓励它的投资，同时还有包括由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可能更多的是依赖于出口或者投资，如果继续依赖于这种模式的话，实际上会带来经济当中的一种浪费和低效。
提问(南方早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觉得李克强总理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发展，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投资带来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有一些迹象表明，现在地方政府仍然是喜欢或者愿意用投资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以城镇化的名义下来鼓励投资，如果您要给李总理提供建议的话，您会提什么样的建议？第二个问题，最近我们中国人民币实际上升值是很明显的，即使在美国美元贬值的情况下，当您见到了周小川行长的时候，他有没有向您解释一下或者介绍一下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有没有任何中国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方面有更多的改革措施？
David Lipton：：我觉得对于地方政府的活动在城镇化方面我想说两点，第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地方折算来说，他们应该对于他们所作出的决策负起责任来。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能够获得很多的资源，他同时也要进行很多的投资来支出，来鼓励地方的发展，社会来进步，所以地方政府所作出的这些决策应该是一个有效的、有用的一个资源的分配。
第二点我想说的，对于城镇化本身来说，实际是中国发展当中非常成功的一个战略，我觉得也很有可能将来城镇化的战略会继续。城市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张，会有很多的人来重新投入城市，加入效率更高的经济部门的活动，您说的对，在这方面确实存在效率低下的风险，地方政府的决策可能会影响到效率。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问责性和治理水平，这样才能够使得城镇化能够成功的发生和实施，与此同时也能够真正的提升经济的效率，能够真正的刺激经济活动，提升生活水平，增加人民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包括户口制度的改革，和其他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说让居民可以更好的去普及社会保障的项目，让儿童可以能够更好的看病、享受医疗服务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您提到人民币汇率，我不想就近期的人民币汇率作出评价，从中期来看，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再平衡的趋势，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多的是转向内需，其中有一部分的战略就是要提升居民收入，另外一部分就是要使得人民币汇率更有灵活性、更有弹性，必须建立一个强效灵活的人民币市场，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是中期的一个发展趋势。
主持人：：David Lipton先生刚才的发言会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发布，大家可以去下载。